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探讨电影为何仍值得热爱。
董润年、贾樟柯和黄建新（从左至右）
银幕亮起，黑暗的电影院变成了人们的公共精神场所，在这片光影世界中，我们“看到”他人，也“照见”自我。为一个虚构的情节欢笑或流泪，在共同的静默与感慨中，寻找着那种久违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共识。
然而，在信息爆炸、媒介纷杂的今天，电影这趟从19世纪驶来的列车，似乎正驶入一片充满迷雾的未知地带。观众面临的，不再是“看不到电影”的匮乏，而是“如何选择电影”的迷茫；创作者面临的，不再是“拍不出电影”的困境，而是“拍给谁看、为谁而拍”的灵魂拷问。评价的声音从未如此喧嚣，但标准却似乎从未如此模糊。 当前的影视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观众在海量内容中难以找到真正契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而创作者则在市场与艺术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这种局面不仅考验着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也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样一个多元且碎片化的时代，电影的价值标准变得更加主观和多样，如何在喧嚣中保持清晰的判断，成为行业内外共同面对的课题。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及影评人论坛，近日在北京798文化产业园第一车间举行。黄建新、贾樟柯、董润年三位不同代际的电影人齐聚圆桌，围绕“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对话从个人经历出发，探讨创作中的艰辛、市场中的困惑以及技术发展的趋势，最终回归到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在当下，电影为何依然值得我们热爱？
1.电影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它体现了想象力、创新力和表达能力的深度融合。
“人们对某件事产生喜爱，往往是因为好奇心，其实并没有太多道理。”黄建新表示，他从6岁开始就迷上了电影，“小时候孩子们都喜欢跑到银幕后面，想看看演员在哪里。后来慢慢长大，明白了电影是一种幻觉，是人为创造的艺术，从此便深深着迷。”在部队服役期间，他对电影的热爱也逐渐加深。他回忆道，在部队时曾偷偷去看电影，“我从暖气管道的坑里爬进去，躲在大礼堂里，正面有人看管，我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看完后头都晕了。”在部队图书馆里读到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奥秘。退伍后进入大学学习中文系，遇到一位热爱电影的老师，毕业后被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担任编辑，之后又当过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最终走上了导演的道路。
“你让我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上电影，我真的说不清楚，就是一点一点地爱上了。”黄建新说道。在他看来，电影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电影行业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它集中体现了想象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在热爱电影的同时，黄建新也坦言担任导演非常辛苦，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疲惫。每天到拍摄现场工作大约十二个小时，再加上路上的一个多小时，回家后还要花两三个小时做准备工作，每天基本上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不热爱，就坚持不下去，这是一块试金石——不热爱的人会选择改行或者放弃，真正热爱的人才会坚持下来。”
贾樟柯表示，自己对电影始终有两种认知身份，一个是“影迷贾樟柯”，另一个是“导演贾樟柯”。他提到，“我首先是个影迷，这与我成为导演有关，但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同时也是一名拍电影的导演，爱上电影和爱上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影迷贾樟柯”是汾阳街头长大的孩子，他回忆说，小时候在家乡的街头乱跑、无所事事，那时没有幼儿园，家长都上班，没人管我们。电影院成了我们的一个去处，县城不大，很多地方都逛腻了，但电影院不同，每隔两三天放的电影都不一样，像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他小时候想尽各种办法看电影，溜进去、跟着大人混进场，电影院成了他常待的地方。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它特别吸引他。因此，他至今仍然迷恋单体独栋的电影院，“我现在都尽量不到商场里看电影，我喜欢电影院独立的建筑。” 从贾樟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电影院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个观影场所，更是一种童年记忆和情感寄托。在城市化加速、商业综合体兴起的今天，他依然坚持选择独立影院，反映出他对传统观影空间的独特情感与价值认同。这种对独立电影院的坚守，也让人思考现代娱乐方式对文化体验的冲击与影响。
“导演贾樟柯”的诞生则有具体契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电影这种表达方法，“那之前我是文学青年，写小说，也发表过一些作品，看完之后就果断决定要从事电影工作。”
贾樟柯在谈及自己的电影创作时提到，他的作品有明确的脉络、思路和关注的领域，但作为一位影迷，他对各种类型的电影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一直努力以小时候那种轻松的心态去接触电影，不带太多预设。在他看来，一些被大众认为拍摄不佳的影片，有时也能让他看得津津有味。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电影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但总有一些地方能触动他的内心，展现出真善美或人情味的一面，让人感动。因此，他始终以影迷的身份去热爱电影，用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欣赏不同的作品，不会因为某部电影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审美取向不同就轻易排斥或激烈批评。 **看法观点：** 贾樟柯的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尤其是在当下影视作品类型繁多、评价标准多元的环境下，保持一种开放而真诚的观影心态尤为重要。电影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载体，更是情感共鸣的媒介。真正打动人的，往往不是技术上的完美，而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文关怀与真实情感。他的这种理念不仅体现了对电影本质的深刻理解，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更宽容、更贴近人性的观影视角。
80后导演董润年曾表示，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电影能够带他进入现实中无法触及的世界；另一方面，当他在电影院中与众多观众一同欢笑、落泪时，那种情绪释放的快感和群体认同的安全感，是独自在家看手机或电视所无法体验的。他特别提到，曾经在影院观看喜剧片，回家再看时却发现许多桥段并不好笑，但在影院里，受到周围人情绪的感染，大笑带来的心理解压效果截然不同。 电影不仅是个人的艺术享受，更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共鸣。它在特定的空间中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这种独特的体验，正是传统观影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电影院依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人们寻找情感归属与共同记忆的重要空间。
2.创作者和观众的对话是连续的，是一个整体的积累
贾樟柯同样重视影院所具有的公共特性，他认为影院是一个能够形成共同话题的空间。就像踢完一场球赛后，人们会热烈地讨论比赛一样，电影也是如此。“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景，但在影院中一起经历了同一段故事、同一个时刻之后，走出影院时便拥有了共同的语言，也引发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常常坐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谈论影片中的人物，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还会模仿电影中的台词，这种公共的氛围让我特别着迷。”
贾樟柯表示，尽管他拍摄的影片被归类为艺术电影，但他一直对电影的公共性与大众性充满兴趣。“电影本身便具有大众属性，因此作为影迷，我看电影从不排斥任何类型，各种电影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情感体验，甚至在生理层面带来满足感。”
在董润年看来，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本质上是人们在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人，找到一种“在这个社会中被理解”的方式，“电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能够将群体凝聚在一起，帮助大家相互认同。”
作品的公共属性，天然构建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场域。当电影上映面向公众后，导演的个人意图便凝结在影像之中，而来自各方的反馈，则成为作品传播中不可回避的“回响”。问几位导演是否曾看到某些评论，内心闪过“真想解释一番”的念头？贾樟柯表示，每个电影作品当然是公共的，但对创作者来说，它是内心的秘密、内心的世界。“所以我们拍完电影，把内心的秘密展现给别人后，就任由大家去感受。”他看评论更多会从大众心态、大众情绪的角度去看，“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能从中发现当下的社会情绪。”但他不会回应，一来回应不过来，二来也没有必要，“导演不负责解释作品，观众有权用他的情绪、智慧去解读一部电影，哪怕是过度解读。”
不过贾樟柯指出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在面对评论时，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过度的赞誉。“批评虽然刺耳，但能促使你在创作中进行反思，无论其是否准确，某个观点或许能触及你的盲点；而过度的称赞则非常危险，它可能会扼杀你的想象力和未来。因此，在面对评论时，对好评更应保持警惕。”
黄建新从创作规律的角度出发，解释了为何创作者无需也不应逐一对作品进行详细说明。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短则需要三五年，长的甚至要七八年。在这期间，创作者经历了数千个日夜的思考，完成了完整的理性梳理与感性表达，“这部电影就是他全部的表达。”
董润年认为，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与观众交流的过程。当一部电影进入市场后，它的最终完成依赖于观众的解读、接受、认知和感受。“观众的理解常常能带给我很多新的启发，有时候我阅读影评，会发现一些我在创作时完全没有考虑到的解读角度，这让我意识到同样的表达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式，从而引发多样化的思考，这对我的下一部作品创作很有帮助。”在他看来，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是持续的，并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结束而终止，而是形成一个整体的积累过程。
3.在当下时代，电影仍是刚需
热爱是一回事，让今天的观众走进影院是另一回事。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是当下电影面临的实际问题。首先，碎片化占据了时间，特别是在大城市，算上路程，看一部电影加起来可能需要四个小时，这对工作日的上班族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任何一部电影如果适配市场去设计，需要三年的创作周期，但碎片化、资讯的高度发达和信息茧房的出现，让社会意识的转变速度远超过往经验，黄建新说：“以前可能三四年是一个周期，现在可能只有两个月。”
这就造成了一种令人无奈的错位：一些电影本身质量不俗，但等到上映时，观众的审美趣味已发生转变，导致观影人数稀少。黄建新补充道，与短剧的生产模式相比，电影在如何更好地适配市场方面确实需要反思，应想办法减少这种错位现象。但他也强调，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面向市场的商业电影，而那些思想深刻、艺术价值高的影片，往往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我看来，这种错位现象反映出当前影视市场节奏加快、观众注意力更易转移的现实。电影作为周期较长的创作形式，在制作和宣发过程中难以及时跟进市场变化，容易出现“生不逢时”的情况。这不仅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醒行业需在内容策划与市场预判上更加精准。同时，也应看到，真正有深度的作品，终究会在合适的时间被观众认可，这是艺术价值与时间之间的较量。
在贾樟柯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新媒体的竞争，而是观众进入到电影场域的机会变得要专门安排了。“看电影从一件随意的事，变成了需要专门安排的、很隆重的事。”他五六岁开始在街上跑，看到一家电影院就跑进去看了；现在的孩子从小没办法和电影院自然相处，这个空间对他们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要上培训班、参加夏令营，上学下学都有父母接。“我们十四亿人口，潜在的观众非常多，但问题是，成长过程中走进电影院变成了一件要特意安排的事，而不是能偶然闯入的事。”
董润年则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依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媒介。“全球范围内正在经历巨大变革，许多曾经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如今正在被打破并重新构建，过去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共识尚未形成。”在董润年看来，这正是电影、文学和电视剧等长内容作品所具有的价值所在，“因为要表达完整的思想、形成一种共识，仅靠几秒钟的短视频往往难以实现，必须依靠完整的世界观和完整的表达方式才能达成。这并不是电影的衰落，而是它不可替代的原因。”
4.电影要守住叙事本体，不要盲目去追“快”
观众的审美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于碎片化、非连续性的内容，追求短时间内的情绪释放与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行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坚持自身原有的优势，还是更多地吸收短视频的特长，让电影的形式发生改变，不再像传统电影那样？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观众的观看习惯，也对电影创作和传播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如此，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形式，其叙事深度、情感表达和视觉冲击力仍是不可替代的优势。然而，面对短视频带来的快速节奏和即时反馈，电影是否需要调整自身的表达方式，以适应新的受众需求，值得深入思考。 在保持电影艺术价值的同时，适当借鉴短视频的某些特点，如节奏紧凑、画面冲击力强等，或许能为电影注入新的活力，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但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避免为了迎合市场而失去电影本身的核心魅力。
黄建新以诺兰新片《奥德赛》举例，影片前面慢慢铺陈，把所有信息都讲明白，后面的内容才能层层叠加；不讲明白的话，所有信息都是散乱的。电影叙事本身的规律——铺陈、叠加、最终产生情感冲击，并没有因为短视频的流行而改变。电影的“慢”不是缺点，而是它叙事力量的来源；面对碎片化时代，电影首先要守住自己的叙事本体，而不是盲目去追“快”。
贾樟柯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观众与影院空间的疏离。他认为经历过卫星电视和DVD的冲击，电影都挺过来了，短视频和短剧未必更致命。
董润年的关注点聚焦于创作者本身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更替。“创作者只能拍摄自己喜爱、认同并擅长的形式。当遇到欣赏的新表现方式时，可以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体系中，但要说因为当前短视频盛行，就特意去学习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代又一代的新创作者不断涌现，他们正以全新的视角和表达方式重塑影视内容。今年好莱坞的两部热门恐怖片《后室》和《痴迷》便是例证，其创作者均为网生代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年龄大多在二十出头，他们用符合当下语境的视角进行创作，赢得了更年轻观众的青睐。如果电影与短视频、短剧之间存在某种衔接路径，这或许正是电影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发掘那些成长于新语境下的年轻创作者，让他们成为行业的新鲜血液。 从当前的行业趋势来看，传统影视与新兴内容形式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年轻创作者的崛起不仅带来了新的叙事风格，也推动了观众口味的变化。如何有效吸纳这些新生力量，将成为未来影视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
董润年指出，观众真正追求的并非“快”或“慢”的形式，而是作品本身能否引发共鸣。例如，今年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采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节奏舒缓温柔，依然获得了广泛认可。“现在看电影需要专门跑去影院，要费那么大劲，观众一定是想看一部能在当下和周围人形成共识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在哪些群体里能形成什么样的共识，可能决定了电影的观众规模和发展方向。 从当前电影市场的趋势来看，观众对于内容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愈发重视。即便是节奏较慢、风格传统的作品，只要能够触动人心，依然有其市场空间。这种现象反映出观众对电影品质的更高期待，也说明了电影创作需要更精准地把握受众心理与社会情绪。在2026年的今天，如何在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中找到平衡点，或许将成为电影行业发展的关键。
董润年指出，未来的电影市场可能会更加细分，不再像过去那样，全年几部大片被所有人观看。而是每个影片都有明确的目标受众和观众规模，在此基础上反过来影响电影的创作方向、成本控制以及发行策略等方面。
5.拥抱变化，是每个电影人都该有的态度
什么样的电影才能配得上观众的喜爱？贾樟柯表示，观众的需求各不相同，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做到认真、有情感、真诚，制作也要细致，不能敷衍了事。他提到，虽然最终作品是否合格可能受到能力的限制，无法完全掌控，但创作的初心和态度是可以自我提升的。我们常常思考如何创新类型、如何更好地运用类型元素，却常常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只有当你有一个真正想要表达、扎实的故事时，才需要类型，类型语言才能实现创新与完善。
黄建新表示，现在普通人都可以用AI做实验短片，观众对电影的审美、对视觉专业水准的提升速度，超出想象。“我们现在招的硕士生，有些从来没学过电影，第一次做AI作业，但完成得最好的反而是没接受过专业教育的学生。”他问这个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读硕士之前不学电影专业，学生说以前的专业是妈妈定的，“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热爱、是不是真的有表达欲、是不是真诚创作，不投机取巧，这才是做电影最基本的准则。”
在平衡“让观众爽”与“让观众思考当下现实”的问题上，电影如何在娱乐性和思想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尺度，一直是创作者需要面对的挑战。董润年认为，每一次类型片的创作都是一次独立的冒险，缺乏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最核心的，还是创作者对当下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以及他们想要传递的价值和情感。目前每一部电影都像是一场冒险，创作者们竭尽全力向前奔跑，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好电影是后验的问题。”他说道，“没有哪位创作者在创作时就敢断言这会是一部好电影。我们只能尽力做到对得起这部电影。在无数的创作中，或许只有一两部会被认可，而那时才能回过头来总结成功的原因。但如果不进行创作，连那一线机会都没有。” 在我看来，这种创作态度体现了对电影艺术的尊重与敬畏。在当下信息爆炸、观众口味多变的环境中，电影不仅要满足娱乐需求，更应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考。而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在不断尝试与探索中诞生的。
黄建新说：“干电影这件事容易上瘾，你要戒掉挺难的。”他提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受观众喜爱且在艺术上能站得住脚的电影人，必须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同时，要广泛结交朋友，尤其是不同年龄层的人，了解他们的想法、喜好以及所处的语境。“拥抱变化，是每个电影人应有的态度。我们希望与观众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中国电影发展得更好。” 在我看来，电影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载体，更是连接观众与创作者的重要桥梁。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电影人更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和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贴近观众，创作出既有深度又具共鸣的作品。而这种对变化的积极应对，正是推动中国电影持续进步的关键力量。
“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是这场论坛的主题，也是中国电影面对的命题。答案不在几位电影人的金句里，而在一部又一部电影被拍出来、被看见、被讨论的漫长过程中。电影是关于“看见”的艺术——看见人与时代，看见集体记忆，看见共同经历的事和共同面对的酸甜苦辣。当看电影变成一件需要专门安排的事，依然选择走进黑暗影院的人，和依然选择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的人，他们之间的契约，或许就是“我们为什么热爱电影”这个问题最终的答案。（文/记者张嘉）
